9月19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进一步提升涉外检察工作能力水平，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检察国际合作理论与实务”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宁波举行。
会议由最高检国际合作局、检察日报社主办，人民检察杂志社、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宁波大学承办。来自广东、上海、江苏、浙江、湖南、云南等地的检察官代表及学术界研究人员作了交流发言。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许琼山受邀作主题发言。会上宣布了“深化检察国际合作理论与实务”征文获奖名单，我院唐坤甲荣获三等奖。
长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策源地，也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渊薮地，当前正向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战略目标砥砺奋进。在这奋勇前行的时代浪潮中，长沙县作为“中西部第一县”，坐拥五大国家级开放平台，是中非经贸博览会、博鳌亚洲经安论坛等多项国际性展会的承办地，国际经贸往来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为精准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长沙县检察院立足县域实际，积极探索构建反“长臂管辖”的检察工作机制，本次分享旨在介绍我院在知识产权刑事规制领域识别“超保护主义”和建立以检察公益诉讼为核心的反制体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与会人员展开充分交流。
正文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领导：
今天很荣幸在“向海图强谋新局”的宁波市围绕“检察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这一主题与各位交流我们关于《知识产权刑事规制“超保护主义”的识别与反制》的一孔之见。
背倚世界第一大港的宁波，拥有全国城市第一多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8000多年的海洋文化史，1000多年的沿海开放史，深刻塑造了“敢为人先、肯做工匠”的宁波城市人文性格。作为“工商皆本”精神孕育地，阳明文化、海派文化和书香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共同催生出了弄潮世界的“宁波商帮”现象。我们长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策源地，也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渊薮地，当前正向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战略目标砥砺奋进，号称全球最大的机械装备制造中心之一，当年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以维护中国企业涉外权益的三一集团总部就位于我们长沙县。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是全国模范检察院和先进基层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涉外检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健全完善反“长臂管辖”的检察工作机制，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反“长臂管辖”机制的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整体工程，从小切口出发进行的探索不仅能积累经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超保护主义”一方面系“长臂管辖”的特殊形态，可谓“超长臂管辖”；另一方面其不法性尤为明显，其正当性甚至难以从“长臂管辖”理论本身证立，因此更合适作为小切口探索反“长臂管辖”的机制。
首先，我们浅谈“刑事规制领域‘超保护主义’的识别”。“超保护主义”是对“最低联系”原则和“正当程序条款”限制的突破，可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识别。
第一步，判断案件是否符合管辖权适用情形；第二步，若不符合，则进入 “最低联系” 原则兜底审查。第二步需注意两点：一是原告诉讼请求“源自或与被告和法院的联系相关”；二是被告有意利用法院所在州市场或利益，且能预见可能在该州面临诉讼。若两层次审查无果，则可进入下一阶段的“正当程序条款”识别。
“正当程序条款”以公平原则为审查基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朝日公司案中明确，需权衡三方面因素：被告在法院所在地被诉的诉累、法院所在州的利益和原告获得救济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刑事领域直接关涉国家核心利益，基于国家利益优先性，在涉及 “超保护主义”的刑事案件中，几乎不会出现因美国法院所在州利益过于微小而被否定管辖权的情况，“正当程序条款”的限制在刑事领域即被架空。为避免此问题，在刑事领域的利益权衡中，可通过对比权衡被告行为分别对“法院所在地国家利益”与我国国家利益的侵害程度，排除对“法院所在地国家利益”的过度主张，并将对比结果纳入前述利益权衡中，确保“正当程序条款”的限制不被虚化。
接下来，我们探讨以检察公益诉讼为核心的反制体系的构建。反制“超保护主义”需立法、司法、执法协同，可从“主体联动”与“措施协同”构建可操作反制体系：
（一）主体联动：确立检察机关的"识别-启动"枢纽地位
一方面，“超保护主义”研判需负担较重的法律论证义务，要求启动机关具备专业的法律分析能力。检察机关在法律论证、公共利益保护领域的独特优势可满足这一需求；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依托“检察一体化”机制与跨部门联动经验，可有效协调公安、法院、商务等部门形成反制合力。具体机制上，可参照行政公益诉讼模式，由当事人依申请启动程序。需要注意的是，以检察机关作为反“超保护主义”的识别和启动主体是为了发挥其法律论证和跨部门联动的优势，避免行政机关识别“超保护主义”的困难。因此，可以弱化对行政机关不履职或不当履职的判断，由当事人直接向检察院提出申请，在经研判存在“超保护主义”后再由检察院积极与行政机关对接。从适格性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关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超保护主义”的反制本质上是维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这与检察机关的公益保护职责高度契合。因此，检察机关完全可作为反“超保护主义”程序的启动者和反制措施的联动协调者。
（二）措施协同：前端阻断与后端反制的"双轨协同"
为实现反制体系的有效性，可以构建“前端立法阻断+后端刑事对等反制”的双轨模式。
前端立法阻断，一是明确检察机关的枢纽地位，构建与其他机关的联动协作机制；二是建立损失追回机制。企业因 “超保护主义” 遭受的损失，可依当事人的申请，检察机关启动公益诉讼的方式索赔，并请求法院对其在我国境内的财产依法采取查封、强制执行等措施；三是明确证据提供边界，若存在 “超保护主义” ，我国企业和个人有权拒绝向美国司法机关提供相应证据，且该拒绝行为受我国法律保护。
后段对等反制的核心是探索《刑法》的域外适用，如扩张《刑法》第 8 条的保护性原则，明确我国刑事管辖权范围，形成对等威慑。
结语
"超保护主义"是科技霸权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结合。对其反制不仅是维护我国企业权益的需要，更是推动国际法治秩序回归"公平正义"的必然。期待学界、实务界同仁共同努力，以法治手段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让"长臂管辖"的不法扩张在正当法律程序面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