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这是龙应台女士在《亲爱的安德烈》的序言中所描述的一幕， “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为了重新开始了解与自己隔着时间、距离、与文化环境的儿子，她邀请安德烈与她以通信的方式来共同写一个专栏，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她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她嘲笑有加，她对他认真研究。

这本书信集出版后收获了全球读者的喜爱与好评，龙应台对此的评价是——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看见了。

而龙应台女士与安德烈，通过彼此的努力，她认识了人生中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而这，并非是一件能轻易达到的事，尤其是在倡导含蓄的汉文化里，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彼此相爱，但是终生不曾表达过，更别提相互了解，我们的长辈不会和我们分享他们人生中的挫折和不安，我们的孩子也早早就学会不对父母表露心事感情。我们明知彼此拥有不同的世界，各有精彩的故事，却早已默认了这种略带悲哀的相处方式，放弃了聆听与沟通的尝试。这是多么遗憾，我其实明明知道，我的父母亲一定拥有着非常精彩的经历与故事，对世界也有他们的认识与理解，那是生活淬炼出来的智慧，可我宁愿埋首于厚厚的书堆中去追寻冷硬的知识，看哲学家用晦涩的语言图解概念，也不知该如何贴近他们心中那更美好的世界。

这或许也是家书类读物在中国向来热销的原因之一，三联出版社的《傅雷家书》已经是一版再版，人们在面对面的沉默后，转向纸张书写侃侃而谈，在家信里，人们谦逊和煦，理性并更可能平等地沟通，把自己对外在世界、对个人奋斗、对文学艺术或是对政治的看法温和地用对话的方式表现出来。人们对家书有着天然的亲近，不管他是什么大人物，在家书里，他就只剩下一种身份：父亲或母亲。而读者们，也是总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代入点去接受阅读。

家信是个人的，也是公共的，它是温情的脉脉的私人表达，也是理智的平等的身份互诉。它是“对话”的一个极好例子。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在谈艺集里表示过，世界和个人的生命都是不连贯的，每一秒与下一秒之间都是断裂的，我们以为它们完整，这只是文化和教育下的一种幻觉，而生命的悲剧性也就在于它永远只存在于当下的一秒。博尔赫斯在此虽然指的是个人的表达与历史，但何尝不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们生命中交流与叙述的普遍障碍，在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绝望地发现，比人性的黑暗更冰冷的是人们彼此之间的漠然和陌生。于是加缪宣称，他人即是地狱，各人是彼此监禁的一座牢笼，自我之外是无尽的深渊，沟通是困难的，个人是孤立的，语言是不可靠的，从古到今就纠缠不休的一个论题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放大过，哲学家开始缄默，要把问题搁置下去或者转向真理秘传；佛教徒拈花一笑，曰不可说不可说；就连中学老师都用谚语告诫我们，言语是银而沉默是金。

我们困顿于这样的无为与迂回的“主动”，或许积极的乐观主义是愚蠢的虚伪的，但是又焉知消极的悲观主义不是懒惰的做作的？

      所以我真正开始喜爱起“对话”来，这或许是我们在交流的困境里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方式：悲观主义者可以和乐观主义者对话；宗教人士与无神论者对话；南北对话；中美对话；与异端对话；与死刑犯对话。我欢迎一切“对话”，纵然我不能抵达你，但是我能照映你；纵然我不能使你我连在一起，感同身受，就像使这一秒理解上一秒，使生命与生命紧密交接，但由于我们的彼此介入与相互分享，我们也充实了各自唯有的这一秒，丰富了这一秒。对话的作用并非仅仅是让我们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也绝不是为了得出灰这个结果，简单的折中主义是粗暴又庸俗的。对话或许并不能使争端得以平息，得出一个结果，并非每个对话的参与者都是平等且真诚，很多时候就算在对话之后，还是谁也无法原谅谁，谁也无法信服谁，照样是不能靠近、不能理解。但我们仍然应该坚信，“对话”这个姿态，本身就是能够有力地体现人类理性和仁爱的最美好的事情。

       龙应台女士与安德烈是幸运的，他们的对话是成功的，这一本书，使他们有了真正的连结的“份”，也使我们受益良多，正如龙女士在序言中最后所言，这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夫复何求。

               （作者 王欧雯）